1872年的北京城里,琉璃厂一带暗潮涌动,青铜器身价忽然暴升,在保藏界引起一场大地震。其时闻名的判定家王懿荣给潘祖荫写了 一封长的信,陈述青铜器的商场行情:“顷自敞还,真兴尽而返也。松竹合有字无字六七器,以重值归西人。(含英与之通音讯,亦云不错。铜价一时烽起。昨尚与之酬酢,只此一宿,光景变局如此。)”王懿荣信中提及的“西人”即为一位任职于英国驻华使馆的“布医生”,他许多买进青铜器,不管器物上有没有铭文,出手之阔绰豪宕,令人咋舌。

1872年是京师青铜器价格敏捷上涨的一年。潘祖荫在这一年写给吴大澂的信中愤愤地说:“市侩居奇,种种可恨,(古泉一个不成,已尽斥矣。)尽已挥斥矣。囊已罄,而索值者动辄盈千累百,真不管人死活也。”其时京师最大的青铜保藏家、“官三代”身世、中过探花、当过工部户部吏部侍郎的潘祖荫姑且发此谈论。

相同也是1872年,一件西周青铜重器虢叔钟,被上海一个叫沈秉成的道台,以5000两银子的高价买走,这笔钱,在姑苏,足以买下闻名的“留园”,在北京,能够买下10个四合院。

西周青铜重器虢叔钟

这偶尔掀开的前史的一角正好钩沉出彼时波诡云谲的保藏世界:从青铜器到玉石、字画的保藏,晚清社会许多官员文士参加古玩和艺术品保藏,而藏品的信息传递,价格的改变,生意过程中的物流、结算,这些细节与官员买家们的收入开支,权利、财富都密不可分,现在摆在博物馆里的许多文物曾一度在民间易手、流离……

最近,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白谦慎以“晚清官员保藏活动研讨”为题举办了讲座。他以晚清高官、金石保藏家吴大澂为例,剖析清末终究一批士大夫的保藏秘事、社会机制以及杂乱的年代背景。这场讲座,是我国艺术研讨院艺术与人文高级研讨院主办的2019年第五场“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中心美术学院教授尹吉男、北京大学前史学系及我国古代史研讨中心副研讨馆员史睿、中心美术学院副教授黄小峰同台参加评论,我国艺术研讨院艺术与人文高级研讨院副院长梁治平掌管。

白谦慎

白谦慎自己也是书法家,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世界政治系,结业今后留校任教,1986年赴美学习政治学,不久后专攻艺术史,1996年取得耶鲁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尔后长时间在美国任教。他一向致力于对傅山和吴大澂的研讨,出书过《傅山的世界:17世纪我国书法的嬗变》、《傅山的来往与应付——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讨》、《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考虑》、《吴大澂和他的拓宗》、《晚清官员活动保藏研讨——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等论著,别的还有《白谦慎书法论文选》、《张充和诗书画选》等书。

吴大澂的“朋友圈”

此次讲座就环绕他的新书《晚清官员活动保藏研讨——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打开,分上、中、下三篇,上篇首要剖析晚清文物商场与政府官员的保藏活动;中篇从信息、票号、运送剖析晚清保藏活动中的网络要素;下篇从吴大澂的出入与保藏,评论国家危乱之际晚清官员保藏行为及杂乱心思。

他在开场时说,自己是1992年开端重视吴大澂的,刚开端仅仅顺手收集一下吴大澂的图片材料,后来发现这个人特别有意思,挑选吴大澂来研讨晚清的保藏,具有必定的代表性。2001年起,白谦慎开端宣布相关论文,至今写了差不多20篇和吴大澂相关的文章,他发现吴大澂不只官做得很大,在晚清政治界和文化界十分活泼,一起又是一个很重要学者、保藏家和书法家,并且,从祖父、父亲到他,甚至他的孙子吴湖帆,一脉相传的保藏家风也特别值得研讨。

吴大澂

吴大澂是姑苏人,1868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广东巡抚、河道总督、湖南巡抚等职,融学者、书法家、保藏家于一身,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喜爱保藏艺术品,外祖父韩崇,更是道光咸丰年间颇有影响的保藏家。

吴大澂的“朋友圈”里,如吴云、顾文彬、潘祖荫宗族、陈介祺、李鸿裔、沈秉成、沈树镛、汪鸣銮、王懿荣、叶昌炽、陆心源、叶衍兰、李宗岱、缪荃孙、盛昱等等,都是那个年代适当重要的保藏家,其时保藏活动十分活泼的区域,有北京、姑苏、 上海、浙江、陕西、山东、广东。这与吴大澂终身的行迹也有相关:他在姑苏长大,太平天国期间在上海流亡两年,尔后在北京、陕西、广东为官,和山东的保藏家也有亲近的来往。

吴大澂保藏的品种,有青铜器、玉器、印章(包含封泥)、陶器、 刻石、书画、瓷器、钱币、拓片。终究有多少呢?早在1893年,吴大澂在《求贤保藏古器记》中写道:“余生平好古文字,广求商周钟鼎尊彝,积久得二百余器,多前人著录所未及;好收古玉,考其准则尺度,得圭璋璧琮琥璜杂佩之属三百余器,又得玉敦、玉觚、璧、散璧、角及黄钟律琯,皆汉唐诸儒所未见。好藏古铜玉印,得周鉨千余钮,汉官私印三千余钮;好收古泉刀,采其文以补古籀之缺,亦集至千数百种。”

研讨晚清文物商场有七大困难,1872年最特别

白谦慎指出,现在研讨晚清文物商场与政府官员的保藏活动,面临着七大困难:

第一是研讨艺术品商场和保藏活动的文献问题。要谈商场,就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商场价格的问题,要描绘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艺术品商场价格,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使命,由于我国文人很少在正式作品中说到艺术品的价格,很难见到保藏家比较完好的藏品价格表,记载自己购买的艺术品和古玩的价格。相对比较走运的是晚清文人喜爱写日记,只能从晚清文人的日记、笔记、信札大略重构。

第二个困难是,关于价格的记载一般十分简略,如“某某作山水轴,极精,三十金”,作品的尺度不详,许多状况下也没有什物或图片,难以澄清楚艺术品质量和价格之间的对应联络。

第三个问题,材料的不平衡。比方吴大澂是名人,他给名人友人写信,有时会提及文物的价格,这些信札更简单留存下来了;他写给文物商的信札,有一些也保存下来了。但那些文物商写给他的信札、账簿却很难见到。

第四个问题是地域的不同:古玩在出土的当地价格一般最廉价,运到其他当地后价钱就会贵许多,详细贵多少很难澄清;别的,艺术品是十分特别的产品,很难统必定价。

第五个困难,是文物商的才干问题。文物商的才干,买家的知识结构,都会对终究成交的价格有所影响,才干上的不同难以反映商场的遍及价格。

第六个需求处理的问题,是找出纷歧起期艺术品价格发作的改变,这就要追寻同一作品在纷歧起期的卖价,而要做到这点十分不简单,由于比方很少。

第七个问题,是晚清的钱银体系比较紊乱。有时分用银子,有时分用洋元,有时各地的银子的分量、计价办法也不完全相同,纷歧起期洋元和银子的比价也不同,铜钱和银子的比价也不同。所以,在研讨商场价格时要考虑到这个要素。 此外,还要考虑受世界要素的影响,银价的跌涨。“虽然有这么多困难,可是和前代比较,晚清的材料现已算许多了,所以有些标题在过去也是比较难做的,现在咱们能够测验性地谈一下。”

其时青铜器、书画、拓片的商场价格行情到底是怎样的?白谦慎说自己对青铜器价格方面的评论有两个特色:一,首要是依托存世信札,对1870年代初南北保藏青铜器的热潮推进商场价格敏捷上升做的描绘,并发现了西方人在这其间的效果。二,以虢叔钟为例,追寻一个青铜器超越五十年的价格改变。

白谦慎从王懿荣写给潘祖荫的长信里发现,1872年有个英国籍的“布医士”(Stephen Wootton Bushell ,1844—1908中文一般译为卜世礼、卜士礼,有时也译成布绍尔)开端许多购买青铜器,这直接导致北京城里青铜器一时间价格飞涨。卜世礼1868年获伦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前往北京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医生,并兼任京师同文馆医学教习。

不过,这一轰动并没有继续多久,由于在今后的信札中,王懿荣没有再次说到这位“布医士”。后来吴大澂在致韩学伊的一札中提及,“都中吉金皆为潘伯翁所得”,阐明潘祖荫仍是京师最大的青铜器保藏家。不过,1872年确实是京师青铜器价格敏捷上涨的一年,价格上涨之快,连潘祖荫都怒火中烧,在写给吴大澂的信中说:“市侩居奇,种种可恨”。这年七月廿八日,吴大澂受潘祖荫之托,写信给在姑苏的保藏家李嘉福,问询一件自乾嘉以来就撒播有绪的周代重器虢叔钟的价格,由于潘祖荫想买。“虢叔钟索值二(或三)千四百元,岂不可发一大噱乎?”就在潘祖荫对这个价格耿耿于怀之际,经济实力上能够和潘祖荫抗衡的南边保藏家着手了,虢叔钟已被上海的金兰生购入。金兰生原本想易手卖给一个上海的大商人,但1872年冬,这件虢叔钟被另一个藏家、时任上海道台的沈秉成以5000两银子买走。这一价格,在其时大约能买下姑苏的留园。

白谦慎在梳爬中发现,虢叔钟的价格从嘉庆年间的一二百两银子,到1872年的五千两,改变惊人。不只如此,1872年和下一年,古玩商场的价格飙升,和其时的经济复苏有关,也或许和世界银价的改变有关。

吴大澂信札手稿

信息、票号、运送:保藏活动中的网络要素

白谦慎提出一个问题:晚清官员们的保藏活动,背面有什么样的社会机制?他以为,其时保藏者之间的竞赛适当剧烈,特别是异地保藏活动,最能提醒其时官员们热心保藏的社会机制。藏品在异地,信息获取、买卖结算、物流运送,谁把握的资源多,谁就或许在竞赛中胜出。首先是信息的取得极为重要,而信件在其时是首要的信息传递手法。

吴大澂的教师、闻名保藏家吴云(1811-1883) 在己卯(1879)闰三月致正在河南任官的吴大澂的信中说:“往后惠书,只须用马封递,由抚、藩署转交。既快且稳。”可见,吴大澂等高官使用官方的邮寄体系来带自己的私信。

在票号方面,由于晚清币值紊乱,其时作为通行钱银的银两,在不同当地的成色、称重规范纷歧,给商贸买卖带来许多不稳定性,因而钱庄票号在异地结算中发挥了重要效果。从吴大澂托付盛宣怀在山东代购六百多方印章的信札里,能够明晰地看到他靠票号来进行异地买卖。别的,在藏品的运送上,吴大澂等官员,使用自己在官场上的人脉与体系内的许多便当,用公家的资源来做私家的事,所以私藏古玩很厉害。白谦慎说:“(他们)搞异地付出,异地发货,像京东、淘宝相同,能够看到他们现已有了这种大局的调拨观念。”

在以吴大澂为例研讨晚清官员的出入与保藏时,白谦慎指出,吴大澂既没有留下出入的账目,在其日记中,也几乎没有出入方面的记载。所幸的是,他的家书中常常提及自己的各种收入,为后世研讨其收入状况供给了一些原始材料。

吴大澂为官后收入的途径,包含俸禄,养廉银,公费,经营收入,礼金和其他灰色收入;而开支方面,他最大的开支是寄回家买田的钱和送人的礼金等。他送人礼金的单子,存世的共有三笔记载:最少的是约在1890年的1900两,其次是1895年的2800两,最多的是1892年的4050两。官员们的出入跟保藏十分有联络,经济实力强才有才干搞保藏。其时京官很大地依托当地官送礼金,而最有钱的仍是当地官,像殷实区域一个道台的收入就适当可观了,如果是办理特别经济的官员,收入更是惊人,他们一掷万金买藏品、一次捐款七千两的状况都是有的。

1889年,吴大澂任河东河道总督,这是他官最高的时分,这一年他决议“舍吉金而求古玉”,由于青铜器太贵了,而古玉那个时分价格还没上去,他开端在陕西、河南、山东、北京、上海、姑苏等地买古玉,依托社会网络一举成为晚清古玉保藏第一人。

从吴大澂这一年的首要作品《古玉图考》中,白谦慎发现一个风趣的改变:1889年4月出《古玉图考》时,有一个印章叫“十圭山房”, 8月25日变成“三十圭草堂”,12月变成“五十八璧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 1889年,吴大澂除了完结《古玉图考》外,开端了另一本重要的作品《权衡衡量试验考》的编撰。这两本作品,不像他的另两本重要作品《说文古籀考》和《愙斋集古录》都是研讨铭文,古玉没有铭文,绘图要看什物。正由于吴大澂具有数量可观的古玉,才干完结他的古器物研讨。因而白谦慎以为,和晚清官员的保藏活动严密相关的学术活动,在此刻也表现了一种新的规划,为我国传统学术在二十世纪向现代学术的改变,拓荒了新的途径。

1889年吴大澂的印章从“十圭”变成“七十二圭”

如果是在平和年代,政府官员积极参加保藏活动,或许会比较少地引起訾议和引起保藏者心里的不安。由于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保藏活动自身就能够被视为太平盛世的标志。可是,当大清帝国处于危殆时间,这些官员怎样应对“玩物丧志”这一问题?处于国家危险之际的晚清官僚们,怎样为自己的保藏活动寻觅理论依据,怎样才干更为心安理得地打开保藏?白谦慎说,作为政府高官,包含吴大澂在内的晚清许多保藏家都曾直接参加了其时重要的政治活动,以化解这一焦虑。比方吴大澂积极参加洋务,甚至在甲午战争中他以湖南巡抚之身上疏自请领湘军出关交兵。

但即使这些高官保藏家都直接参加了其时的政治,但投入许多的金钱和精力来保藏在某些人看来是“长物”的艺术品和古玩,“玩物丧志”的焦虑感总会重复呈现。今日咱们很难见到晚清官僚保藏家为自己的古物保藏活动作专门的理论诠释,可是,从他们的一些通讯和其他的学术活动中,仍是能够发现一些简略的评论及其所反映出的观念。

比方保藏善本书被以为是阐扬朴学的善举,“士林莫不闻声感颂”;保藏青铜器被解释为“爱文字之心”胜于“爱器物之念”。当保藏活动一旦转换成一种学术活动后,它的含义也随之发作改变。由于学术的研讨,特别是和传统的经学、史学研讨联络在一起的时分,状况就不同了,没有人会以为学术研讨是“玩物丧志”。

讲演终究,白谦慎总结自己的研讨首要是环绕着晚清官员的保藏活动打开的。可是,这是一个发作巨变的年代,晚清的保藏活动也开端显示出反映这些改变的痕迹:一是外国保藏家的介入,1870年代有轰动京师的英国“布医士”,到了二十世纪,外国保藏家介入很深,许多文物外流。二是民族资本家兴起。到了20世纪,我国保藏史上的主角——官员逐步被商人所替代。

在同台对话环节,白谦慎还与中心美院的闻名艺术史学者、古书画判定专家尹吉男教授,与北京大学史睿、中心美院黄小峰以及掌管人梁治平,环绕白谦慎讲到的晚清官员“玩物丧志”、保藏中的背地里竞赛、“白手套”等问题打开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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